官至中枢,位列阁臣,世人识其兄长,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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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为一代文豪的苏轼，终其一生仕途坎坷，却能著作等身。前几天我们还为苏轼写了一篇文章，有兴趣的伙伴可以往前翻几期。可是关于他弟弟苏辙，似乎是个小透明，更是极少出现在我们的教科书上，偶尔一次还是和他哥哥同屏出现（一母同胞差别好大）。那么关于苏辙的人生故事，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。

先来一套全家福

初入江湖

嘉祐二年（年），苏辙、苏轼兄弟自偏远的西蜀地区，沿江东下，到汴京参加礼部会试，这场考试的主考官是欧阳修，欧阳修欣赏兄弟二人之才，苏辙由此名登五甲，就此与欧阳修有了师从关系。

欧阳修

在京期间，苏辙作《上枢密韩太尉书》于枢密使韩琦。这篇文章可以说是苏辙自己的一封“个人简介”加“自荐书”，苏辙以期通过此文，得到韩琦之欣赏。

苏辙《上疏密韩太尉书》手稿韩琦

文章开头就以“辙生好为文，思之至深。以为文者气之所形，然文不可以学而能，气可以养而致。”来表述了自己关于文章之事的看法，认为文章是气的外在体现，文章不是单靠学习就能写好，需要以气形文，气也可以通过培养而得到。

并且再三表示：“辙之来也，于山见终南、嵩、华之高，于水见黄河之大且深，于人见欧阳公，而犹以为未见太尉也。故愿得观贤人之光耀，闻一言以自壮，然后可以尽天下之大观而无憾者矣。”（这一波就把韩琦吹的比较舒服了）。同为读书人的韩琦很欣赏这篇文章，对于这位来自西蜀的后辈自然也就高看了几眼。

嘉祐五年（年），三年守丧（母亲程氏去世）期满的苏辙随父从江陵回到开封，同年三月，授苏辙为河南府渑池县主簿，未到任即中进士。同年，苏辙与苏轼在东京怀远驿读书，准备制科考试。嘉祐六年（年），苏辙送兄长苏轼赴凤翔府任职，行至渑池县，因兄弟二人曾在渑池的僧房壁上共题字。此刻旧地重游，兄弟二人即将离别，心中不免多了几分悲伤，感怀之余作《怀渑池寄子瞻兄》赠与苏轼。自觉一旦踏入仕途，就像棋盘上的棋子，只能任人摆布，实是身不由己。

相携话别郑原上，共道长途怕雪泥归骑还寻大梁陌，行人已度古崤西曾为县吏民知否？旧宿僧房壁共题遥想独游佳味少，无方骓马但鸣嘶

《怀渑池寄子瞻兄》手稿

直言进谏

嘉祐六年（年）八月，苏辙参与殿试。殿试以策论为主，心性坦率的苏辙力陈朝政之弊端，言辞之间颇为激烈（有兴趣的可以读下述文言文）。策论结束以后，苏辙自己都认为自己一定被黜落。

《宋史·苏辙传》辙曰：陛下即位三十余年矣，平居静虑，亦尝有忧于此乎，无忧于此乎？……然自西方解兵，陛下弃置忧惧之心，二十年矣。……近岁以来，宫中贵姬至以千数，歌舞饮酒，优笑无度，坐朝不闻咨谟，便殿无所顾问。三代之衰，汉、唐之季，女宠之害，陛下亦知之矣。久而不止，百蠹将由之而出。内则蛊惑之所污，以伤和伐性；外则私谒之所乱，以败政害事。陛下无谓好色于内，不害外事也。今海内穷困，生民愁苦，而宫中好赐不为限极，所欲则给，不问有无。……臣恐陛下以此得谤，而民心不归也。

这篇文章通篇专挑皇上的痛点；当了三十多年皇帝有没有忧患意识！西夏的问题刚解决，皇帝你怎么能高枕无忧！宫里的女人是不是太多了，能不能分给老百姓几个（这句是我编的，嘻嘻）是不是应该节约开支！最后还骂仁宗皇帝好色！

宋仁宗真是好脾气

就这种奏疏，换个皇帝都能杀死苏辙一百次了。仁宗皇帝是真对得起他庙号里这个“仁”字。仁宗说：“以直言召人，而以直言弃之，天下其谓我何？”。负责策论的考官见皇帝挨骂都不在乎，自己也没必要和苏辙闹不痛快，以对仁宗不恭，将其列入下等。

建议新法

熙宁二年（年），苏辙上书论政事，被神宗召见于延和殿。与王安石议论“青苗法”，针对“青苗法”实施过程中以及可能会出现的情况提出以下论述：

辙曰：“以钱贷民，使出息二分，本以救民，非为利也。然出纳之际，吏缘为奸，虽有法不能禁，钱入民手，虽良民不免妄用；及其纳钱，虽富民不免逾限。如此，则恐鞭箠必用，州县之事不胜烦矣”《宋史·苏辙传》。

以唐代刘晏举例说明予钱于民之弊：

辙曰：“唐刘晏掌国计，未尝有所假贷。有尤之者，晏曰：‘使民侥幸得钱，非国之福；使吏倚法督责，非民之便。吾虽未尝假贷，而四方丰凶贵贱，知之未尝逾时。有贱必，有贵必粜，以此四方无甚贵、甚贱之病，安用贷为？’晏之所言，则常平法耳。今此法见在而患不修，公诚能有意于民，举而行之，则晏之功可立俟也。”《宋史·苏辙传》。

王安石变法王安石

我们在两段发言中可以看出，苏辙对于新法的态度并没有那么抵触。就“青苗法”而言，苏辙作为成熟政治家，其看问题的目光更为长远。首先认为当时的官吏是否会以此法进行贪墨，其次，钱给了百姓，百姓未必能够善加利用。引用刘晏的话就是“使民侥幸得钱，非国之福”

如果说苏辙反对王安石的新法，那也只能说是反正新法中的部分法例，对于变法本身，苏辙起码是一个中立的态度。

贬谪出京

就在苏辙与王安石就“青苗法”议论之时，河北转运判官王广廉在陕西转运司私自实行青苗法，春天发放贷款秋天收还息。这让原本暂定执行的“青苗法”再次被推上台面。急于改革的王安石派人去寻求尚未收取的财利。朝廷内外知道地方官吏和新党一派必迎合生事，但皆莫敢言。苏辙见陈升之言：“昔嘉祐末，遣使宽恤诸路，各务生事，还奏多不可行，为天下笑。今何以异此？”。随即又写信与王安石，竭力陈说此事之不可行。王安石发怒，将加罪，陈升之劝阻，于熙宁二年（年）八月被贬出外，任河南府留守推官。此后相继出任陈州教授、河阳军学官、齐州掌书记等一大堆听都没听过的官职（有些都算不上官职）。

熙宁十年（年），苏辙改任著作佐郎，又随南京留守张方平任职、为签书应天府（南京）判官。当时苏轼知徐州，兄弟二人在澶濮之间相遇，一同前往徐州，留居一百多天，这也是兄弟二人自京城阔别七年后的第一次相遇，苏辙居徐州期间有感而发，遂作《水调歌头·徐州中秋》以抒其感。

离别一何久，七度过中秋。去年东武今夕，明月不胜愁。岂意彭城山下，同泛清河古汴，船上载凉州。鼓吹助清赏，鸿雁起汀洲。坐中客，翠羽帔，紫绮裘。素娥无赖，西去曾不为人留。今夜清尊对客，明夜孤帆水驿，依旧照离忧。但恐同王粲，相对永登楼。

海上生明月

两年后元丰二年（年）八月，兄长苏轼获罪于“乌台诗案”，贬谪为黄州团练副使。苏辙上书请求“自降其职以兄赎罪”，却不慎反被牵连，贬谪为监筠州（今江西高安）盐酒税，敕令五年不得升调。

想象中的苏轼苏辙画像

元丰五年（年），苏辙到黄州看望兄长苏轼。弟兄俩载酒泛流，到武昌西山上的九曲亭游玩。苏辙以其景致作《武昌九曲亭记》写道：

盖天下之乐无穷，而以适意为悦。方其得意，万物无以易之。及其既厌，未有不洒然自笑者也。譬之饮食，杂陈于前，要之一饱，而同委于臭腐。夫孰知得失之所在？惟其无愧于中，无责于外，而姑寓焉。这篇文章即是为了宽勉哥哥贬谪黄州而作，也是苏辙写给自己的；天下事纷纷攘攘，何必在意一时之落寞，没有谁能够告诉我们那时那刻应该做什么，能做的只有遵从我们自己的内心。虽是身遭贬谪，但是其心性不能执拗于其间，仍是以博大之胸怀，容纳世间之万事。

元祐执政

元丰八年（年），宋哲宗即位，苏辙以旧党身份，以秘书省校书郎被召回。次年，皇太后高氏（高滔滔）垂帘听政，起用司马光、吕公著为相，司马光欲先废除新法之免疫法和太学三舍法。苏辙并非是执着于党争的人，对于王安石的新法，苏辙虽然不敢尽数同意，但是就部分法例来看，如果能够长期有的执行下去，未必不能给积重的宋王朝送上一剂强心针。他在王安石身边看到新法优势的同时，也看到了新法在推进过程中的各种问题，操之过急是变法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（例如前文提到的陕西青苗法的实施），所以，当司马光决意废除新法之免疫法和太学三舍法时，苏辙进言道：

“自罢差役仅二十年，吏民皆未习惯。况役法关涉众事，根芽盘错，行之徐缓，乃得审详。若不穷究首尾，忽遽便行，恐既行之后，别生诸弊。今州县役钱，例有积年宽剩，大约足支数年，且依旧雇役，尽今年而止。催督有司审议差役，趁今冬成法，来年役使乡户。但使既行之后，无复人言，则进退皆便。”……《诗》、《书新义》考试天下士，欲改科举，别为新格。辙言：“进士来年秋试，日月无几，而议不时决。诗赋虽小技，比次声律，用功不浅。至于治经，诵读讲解，尤不轻易。要之，来年皆未可施行。乞来年科场，一切如旧，惟经义兼取注疏及诸家论议，或出己见，不专用王氏学。仍罢律义，令举人知有定论，一意为学，以待选试，然后徐议元祐五年以后科举格式，未为晚也。”《宋史·苏辙传》。即使苏辙已经将问题很中肯的讲了出来，认为已经实行的法例，如果认为不合适，可以逐步的放缓执行，切不可骤然停止，于国于民皆不宜。但是在党争情绪的影响下，执政者终究还是无法做出最合适的选择。宋史记载：“光皆不能从。”

司马光

元祐元年至元祐七年（年-年）；时以高太后为背景，司马光为旧党执政领袖的执政时间。苏辙相继出任起居郎、中书舍人、权任吏部尚书、龙图阁学士、御史中丞等中枢职位。成为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核心成员。在执政元祐年间，苏辙观大宋羸弱之势，觉察其财政一项弊端颇多，曾提出“故善为国者，藏之于民”的国家财政理念，认为“财赋之源，出于四方”，国家财政税收不应该尽数收取，应以部分留存于民间，由转运司（地方财政税务机关）作为居间调控。户部作为朝廷执掌全国财政的部门，如同人之口腹“户部之在朝廷，犹口腹也”其职权不应该由其他部门拆分，部门职能不集中，容易出现财务与项目实际情况不符的情况，无法达到节流开源之功效。“虽使户部得材智之臣，终亦无益，能否同病，府库卒空。今不早救，后患必甚。”

这些提议或多或少的引起了执政者的注意，但是由于“王安石变法”在前，其新法在执行过程中引起了当权者对于改革必要性的疑虑，所以这些政治提议，并没有在合适的时期得到应有的适用。

户部找不到了，户部巷来一个吧

连遭贬谪

元祐八年（年），哲宗亲政，新党执政。次年，已在朝执政六年的苏辙上书反对哲宗恢复熙宁新法（既王安石变法），被贬知汝州。数月后，再贬左朝议大夫、知袁州。尚未到任，又于七月降为左朝议大夫、试少府监、化州别驾。

崇宁元年（年）五月，宰相蔡京当国，党祸复起。苏辙为避祸，独自迁居汝南。崇宁二年（年），十月，苏辙以太中大夫致仕。此后数年，朝廷虽授以官职，不过苏辙以无心政事。晚年定居颍川，因感于元祐时人所剩无几，于是筑室曰“遗老斋”，自号“颍滨遗老”，终日读书著述、默坐参禅，谢绝宾客，决口不谈时事，将所感皆寄托于诗中。

政和二年（年），十月三日，苏辙逝世，享年七十四岁。朝廷追复苏辙为端明殿学士，特赠宣奉大夫。葬于郏县小峨眉山苏轼墓旁。

宋高宗绍兴年间，苏辙获赠太师，封魏国公，宋孝宗淳熙元年（年），追谥为“文定”。

不以物伤性，将何适而非快

回看苏辙这一生，他的性格特征是很完整的，少年时对答天子策论，直言“陛下无谓好色于内，不害外事也”。以如此激烈之语言，斥当朝之皇帝，苏辙之言可谓振聋发聩。人到中年，本应明哲保身。可无论面对主张革新的王安石，还是保守己见的司马光，在具体问题的处理上，苏辙始终以事实为出发点，这在那个党争为祸的时期，大多数人是很难做到的。不管是身处庙堂高位，还是谪居江湖僻壤，随性而安，此之为最。正如其在元丰五年（年），所作《黄州快哉亭记》中所言：

楚王之所以为乐，与庶人之所以为忧，此则人之变也，而风何与焉？士生于世，使其中不自得，将何往而非病？使其中坦然，不以物伤性，将何适而非快？